“收入能否持续增长”“利益诉求如何表达”成两大关键问题
当前农民工人群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还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政策法规在一些地方、一些行业、一些企业得不到有效的落实，农民工人群在就业、生产、生活等方面面临着许多难以逾越的困境。
农民工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中分配不均与二元分化问题的集中体现，除了收入的持续增长外，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也不能缺失，而这一切的实质都涉及到了分配问题。
只有解决了初次分配的公平问题，才能让农民工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
农民工徐万年20年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青岛港集团西联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会成为全国劳模，成为其他职工学习的榜样。
20年前，这个来自革命老区沂南县的山东汉子出门打工，家里连5元钱都凑不齐，捡酒瓶子被门卫羞辱；帮人装卸货物，老板一分钱都没给……
那时，又有谁能想到，曾经衣衫褴褛的农民工，20年后会和温家宝总理共进午餐，能在人民大会堂侃侃而谈……
8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由全国总工会宣教部、国务院农民工工作办公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等部门联合举办的青岛港“农民工——新时期产业工人的生力军”高层研讨会上，徐万年讲述了自己的人生“传奇”——从“一穷二白”的农民工到公司党委书记。
《法制日报》记者发现，在徐万年背后，是以“亿”计算的庞大农民工队伍。农民工问题堪称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富挑战性与发展机遇性的问题之一。是不是每个农民工都能像徐万年一样，有一部“传奇”的人生？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如何解决？《法制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曾经穷得连5块钱也拿不出来
“当年遭的罪，我现在想起来都不敢相信。”说起曾经的往事，徐万年感叹道，“小时候我家里兄弟姐妹多，实在太穷了，穷得连5块钱都拿不出来，17岁就告别了爹娘出门打工，跑了六七个省，在东北淘过金，伐过木头，吃酸菜，喝雨水，还要受老板的欺负。”
1990年，徐万年来到青岛港做起了装卸工。
来青岛打工的第一年春节，徐万年和大部分码头工人都是在青岛港内过的。那一年春节，青岛港集团总裁常德传握住码头工人们的手，大声地说：“在这里，农民工就是主人！咱城市工人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我们都是好兄弟！谁看不起农民，谁就是看不起我爹我娘！就是看不起我！”
刚到青岛港时，徐万年曾为自己的农民工身份和初中学历深深地感到自卑。徐万年说，那一刻，他知道了什么叫“尊严”，“你知道吗，一个人的尊严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农民工和城市工同工同酬，工资年年涨，每年还享受健康查体、带薪休假等福利待遇。”徐万年对记者说，今年，集团又出新规，农民工可以评职称、提拔晋升。
“由于我们农民工文化素质低，港口每年通过大培训对我们进行重点培养。特别是2009年，集团选拔我参加了领导干部工商管理高级研修班，跟随全国著名的大学教授系统学习管理知识。”徐万年说。
如今，由于工作出色，徐万年已经成为“副县级”农民工了。
2009年元旦，温家宝总理来青岛港看望码头工人，和农民工一起吃晚饭。
“我非常荣幸就坐在总理身边。总理拉着我的手说，‘在青岛港，不管从哪里来，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都可以当劳动模范，还可以当副县级干部……和副县级的农民工同吃晚饭，我很高兴’。当时，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徐万年向记者回忆。
两亿农民工面临难以逾越困境
据了解，青岛港现有职工21000人，其中像徐万年这样的农民工有8000多人，而新生代农民工又占到了农民工总数的40%。
而将这个数字扩展到全国，将以“亿”计算。“目前全国有近2.3亿农民工，其中1.45亿到城市打工，农民工的收入已经占到了全国农民总收入的40%。”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司长王淑霞说。
在这一惊人数字的背后，有专家指出，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就在于，人们甚至无法准确地回答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赵树凯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之后，农民工问题经历了30年的发展演变，虽然不同时期的焦点问题各不相同，但“我们讲新农村建设，讲城乡统筹，讲和谐社会，甚至在金融危机之后讨论中国制造的优势和条件，中国制造的优势还能走多远，都离不开农民工问题”。
“在最初阶段，人们把许多问题都归结为农民工自身，农民工受到了很多有理由或者没有理由的指责，包括他们为什么要进城，进城之后会带来什么问题，那个时候政府没有任何政策应对。”赵树凯说，“后来政府开始重视这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有了一系列的政策。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些政策实际上走了一些弯路，有很多地方出台了对农民工的限制和打压的政策。”
“大概从2003年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消除不平等作业、制度化歧视的新政策。不过，现在很多问题可以说是老问题正在解决，新情况又在出现，比如说加薪潮等。”赵树凯说。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农民工人群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还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政策法规在一些地方、一些行业、一些企业得不到有效的落实，农民工人群在就业、生产、生活等方面面临着许多难以逾越的困境。因此，如何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关爱农民工的共识，全面提高农民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将是我国目前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华全国总工会宣教部部长李守镇说。
农民工经济待遇能否持续增长
“20年来，我的收入从最初的二三百元增长到了五六千元。妻子在港口干炊事员，孩子在青岛市读高中。2008年，我被评选为全国优秀农民工，全家都成为了青岛市的‘新市民’。亲手接过崭新的户口簿，我的眼里满含着泪水。”从昔日的“食不果腹”到现在的衣食无忧，徐万年感慨万分。
而在有关专家看来，看似“简单”的转变背后，浮现的正是一条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的路径，也是有关部门正力图探索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长效机制。
作为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学者，赵树凯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前，一位主管农业的领导在广东询问过一个20岁左右的打工妹，打工妹的母亲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打工，比较一下母亲和女儿的工资，没有多大的变化。”
“这个故事在我们业内非常‘有名’。”赵树凯明确指出，建立让农民工在经济待遇上持续增长的机制，是解决农民工问题不可或缺的因素。
“解决农民工问题，大致上说有3个方面的力量。第一是农民工自身，第二是政府，第三是企业。农民工工资持续提高的机制体现了对农民工的关心和顺应。在企业不能推动户口制度做重大改变之前，建立收入持续增长机制可以为农民工的安居乐业、融入城市发挥巨大作用。”赵树凯说。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王健进一步指出，农民工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中分配不均与二元分化问题的集中体现，除了收入的持续增长外，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也不能缺失，而这一切的实质都涉及到了分配问题。
“关于农民工的分配问题我们该怎样解决？用我们通常的话来说，在初次分配当中要做到条件、机会、规则、过程等的公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我们通常讲的机会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没有前面的这些公平就没有结果的公平。”王健说，只有解决了初次分配的公平问题，才能让农民工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
农民工诉求如何有效表达
“我们现在讲社会和谐和社会矛盾，农民工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农民工在表达机制上有问题，他们有诉求不能有效的表达，得不到回应。”赵树凯说。
而在王淑霞看来，利益表达权益维护这样的问题在“新生代民工”身上尤为凸显。
“新生代农民工”是以年龄来界定的，是指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户籍仍在农村，但已进城务工的人员。这个人口在中国约有9000万之众。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权利意识更强，诉求更高。”王淑霞说，研究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关系问题已刻不容缓。
以农民工较为集中的珠三角为例，当地工厂普遍反映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大，难以管理，管理成本比老一辈农民工高出很多。
而这些较为负面的表述，换成农民工立场则又可表述为：他们崇尚个体、热爱自由、渴望被尊重、敢于维权。
查阅相关资料，记者发现，在珠三角，劳工NGO普遍产生于2000年后，而且他们更多地关注劳工维权，这从侧面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提高的现实和土壤。
但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维权方式方面，“老一代”农民工倾向于“跳楼秀”。而“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结束学业后就出来打工，而无务农经历的“学生工”则愿意组织停工。因为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的成本太高。
一名业内人士说，“99%以上的停工都是‘学生工’组织的，没有一次是‘老一代’农民工组织的。年纪大的都不敢组织停工，因为害怕被辞掉，不好再找工作了。”
6月份，位于广东省深圳市一家台资企业发生了一起停工事件，原因是今年年初为该厂的生产淡季，加班时间少，工人们每月只有1300元左右的收入。之前，每天加班4小时，每月收入3000元。所以，很多工人都“努力加班”。同时，厂方还宣布将举办一个总奖金10万元的抽奖活动，并承诺6月份将基本工资由900元调到1100元。但到了6月份，两个承诺都没兑现，因此几个年轻的工人在车间组织起了停工。
停工的结果是，厂方将10万元奖金按照人头平均分配给工人，并于7月1日始将基本工资从900元提高到1100元。还根据工人的投诉，调查食堂的伙食，发现食堂用的是私自提炼的潲水油，伙食因此得到改善。
李守镇认为，建设新时期产业工人生力军的重点就是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而这其中要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
“近年来，全国各级工会把维护农民工的权益作为重点工作，从立法层面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断完善与政府的联席会议制度，包括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职代会制度和厂务公开制度，使农民工权益的维护能够做到法制化、规范化。”李守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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