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的一天，一份有关《媒体传播对农业政策传播和科技推广影响研究》的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然而，主持这项软课题研究的不是科学家，而是人民日报的主任记者蒋建科，业内人士都亲切地称他是新闻“小蜜蜂”。
蜜蜂原本就是媒介，采花酿蜜，不知疲倦。巧的是，蒋建科大学学的就是昆虫专业。来到报社又从事农业科技报道，夜班一上就是20年。但他还是利用时间深入基层一线，像一只辛勤的“小蜜蜂”，“飞”遍全国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800多个县的2000多个村庄，以及60多所农业大学和农业科研院所，采访专家、农民并回答读者来信、来电上万人（次），发表了不计其数的新闻稿件。
今年41岁的蒋建科，出生在陕西省杨凌区蒋家寨村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这里是我国著名的农科城。此地的“教稼台”，是古代尧的农官后稷的生长地。父亲为儿子起名“建科”，就是希望他将来能在农业科学上有作为。
建科没有让父亲失望，1982年，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被植物保护系录取。蒋家寨村离学校有7公里，他每个星期天都要回家参加农业劳动。建科发现，课堂上学到的许多知识还没有很快在农业生产上应用，与大学一墙之隔的农村，生产技术依然落后。
今天的学习是为了明天为农民服务，他开始了对农村的调查。建科骑自行车跑遍了学校周围的30多个村子，一气写出了7篇调查报告。“这里的农民好像还没有出现科学热，怪他们吗？我们这些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大学生也有责任呀!”于是，蒋建科联络8名同学，在五泉乡搞了一次科技咨询。几小时内，他们发放1200多份资料，接待了数千人次的群众咨询，热情的农民把咨询台都快挤翻了。
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为农民办防虫讲习班，还办起了一份面向农民的油印刊物《农家信鸽》。蒋建科常常是笔下生花，未当记者前，他就在各种报纸、电台发表各类稿件104篇。他因此当选共青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86年3月，他撰写的调查报告在陕西省政府组织的百名大学生社会调查中荣获第一名。
毕业前，蒋建科已经提前留校开始工作。是从事科学研究，还是当记者？蒋建科果断地选择了后者。1986年6月，他幸运地被人民日报选中，成为教科文部一名科技记者。有人觉得他丢掉了专业很可惜。蒋建科很坦然：“我学的昆虫传播花粉是让作物增产，新闻却是另一种传播。从本质上说我没改专业，我乐意当专家的二传手！”
从此，“小蜜蜂”的视野和舞台更大了。
夜晚，他上夜班为他人作嫁“衣”，白天，他牺牲休息时间，像“小蜜蜂”一样主动飞往四面八方采访农业科技新闻。他在日记中写到：农业科技+新闻=成果。他要发挥自己生长在农村、系统学习过农业科学知识的优势。
2004年春，农业部组织在安徽蚌埠开展科技之春活动，一位老大爷手拿一撮麦苗问他：“我们去年发现有小麦吸浆虫，它在小麦的什么地方？长什么样子？”，蒋建科手拿麦苗笑着说：“大爷，小麦吸浆虫现在不在您拿的麦苗里，而在土壤里，有小米粒大小……”，农民感到惊喜：“真想不到，人民日报记者也是农业专家！”
去年和今年，当禽流感爆发时，他又深入到一线，采写一批独家报道。其中，通讯《用科学战胜疫病》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科技好新闻奖。
蒋建科借鉴蜜蜂常用的授粉“杂交”原理，积极参与有关部门的策划。他建议并促成农业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拍摄我国第一部《现代农业与专利》专题片，对推动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蒋建科像一只不停授粉的勤劳蜜蜂，在花费近了20年时间后终于迎来了丰收的季节。他采用交叉学科的原理，首次提出了农业科技新闻的概念，总结出农业科技新闻的10大基本特征。在《中国记者》、《中国食物与营养》等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2篇，其理论和观点已被广泛引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他采写的上千篇新闻稿件随着人民日报传到农村的千家万户，数千封带着泥土气息的农民读者来信，是对“小蜜蜂”专心授粉、采蜜的最好的回报。包括中国新闻奖、全国现场短新闻奖在内的100多个新闻奖是对“小蜜蜂”的最高奖励。
2004年初，蒋建科和其他同志一起，向农业部申报了《媒体传播对农业政策传播和科技推广影响研究》的课题，得到有关专家和领导的高度评价，经查新，报告所提出的观点均为创新点。
蜜蜂被称为最伟大的“建筑师”。蒋建科也像“小蜜蜂”一样，用20年的青春年华和辛勤汗水，以传播农业科技新闻为己任，作出了出色的成绩。他因此被聘为中国农学会编辑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特聘教授等，成了业内的“专家型”记者。
蒋建科在农业新闻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引起国际组织的关注。2005年10月，蒋建科和其他记者一起，应世界农业研究磋商组织邀请，出国采访世界渔业研究中心和国际水稻研究所。这个辛勤的新闻“小蜜蜂”开始展翅飞向世界。愿他飞得更高、更稳！
科技日报记者 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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